杨瑞龙：刺激内需使中国经济走出低谷

    人民网北京2月10日电 （记者 陈叶军）2月8日上午，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暨中国经济发展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认为，刺激内需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最关键因素。

　　刺激内需成中国经济走出低谷最关键因素

　　杨瑞龙说，2008年10月份以后的经济下滑，从表面因素来看是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面，引发对中国的影响，而为出口而投资，为投资而投资这样一种内在矛盾，世界金融危机放大了我们这么一种传统增长模式的内在矛盾，从而导致08年10月以后经济急速下滑。09年当我们讨论经济走势的时候，现在意见分歧比较大，从最近数据上来看有利好的东西，比如说制造业的采购经济指数超过了50%，比如讲过年以后的股市一路上扬等等，但也有一些不太好的指标，比如出口的增速在下滑，继续在下滑。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考虑，因为两大火车头，房地产业和出口，出口应该和世界经济的形势有很大关系。

　　杨瑞龙表示，应该说世界金融体系的崩溃，现在看来不大可能，但是世界金融的波动还在继续，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面的影响还在继续扩大，这种扩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在继续发生影响。因为中国的对外依赖度非常大，因此在短期主要依靠出口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话，困难还是比较大的。因为09年的数据显示，我们主要贸易伙伴国—美国、欧洲和日本09年的经济处在负增长，因此中国的出口由过去成本的约束转向需求约束。因此在这么一种转换过程中，中国传统刺激出口的一些措施效果就大不如以前，因为原因主要是蛋糕缩小了。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走出低谷当然刺激内需就成为一个最关键因素。

　　扩大内需的短期政策与政策导向

　　内需主要是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中国经济30年的改革，应该说大量投资在企业手上。毫无疑问，在刺激内需的时候政府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现在对地方政府，一方面要防止其盲目性，另一方面，我们对地方政府有过高的期待。实际上经过30年的改革，特别是我们发现地方上的财政收入也在下降，所以地方政府通过投资来拉动的能力不能给予太高的期望，中央政府在里面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就业导向与政策的选择。我们说要维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一定要考虑政府要有一个教育导向性，就是怎么样刺激就业，需要我们政府出台一些政策，比如就业导向。比如增值税改革，增值税改革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发现它会导致企业在投资的时候更多的依赖资本，而不是更多的依赖劳动。因此增值税改革的就业导向是比较弱的，它可能会直接投资，但不一定直接就业，就是我们在政策学当中考虑就业因素比较少一点，而就业是经济稳定中很重要的，你只要有工作不会出大问题，但是你如果没有工作的话就会出问题。

　　消费导向政策的选择。比如讲特别是在现阶段，我们医疗方面的改革，增大政府对医疗方面的医疗保障，加大教育的投入，失业救济等等，这些方面政策到位的话是有助于增加消费的。我们还是要警惕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后遗症，特别是1月份大量的贷款增加，如果这个贷款不能够带来实质性供给的话，就有可能经过若干时间以后导致5个月、6个月以后物价的上涨，所以这是短期政策。

　　扩大内需的中长期政策与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

　　杨瑞龙表示，尽管短期我们面临很多困难，但是中长期来讲我们对中国经济是有很大信心的，第一，经过三十年改革，我们中国经济是有活力的，我们通过改革积累了巨大财富，大量的外汇储备等等。第二，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城市化隐含了大量的内需，我们还是具有巨大市场等等。但是这些可能的利好能不能转变为事实利好在很大程度上面取决于改革，是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

　　第一，要继续增强经济实力与市场的改革，继续保持国力。有两点，产权市场导向，产权界定，产权保护，这两条是基本点。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继续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继续发展民营经济，特别是要大力发展中小型企业，解决就业至关重要，这都要通过改革。

　　第二，要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培养新的增长点，中国走出困境还是要通过改革增长方式改变。

　　第三，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来刺激消费需求。我们有几个数据都是影响消费需求的，这几个数据都告诉我们消费需求的拉动依赖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第四，要通过大力改革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城市化、工业化它的内需最能拉动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增长。我们还在坚定高举改革开放大旗，高举邓小平的路线，通过改革开放维持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